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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纪霖:中国学者并不比外国学者更了解中国历

时间:2019-05-26 09:42

来源:网络整理作者:采集侠点击:

核心提示:在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研究的“内在视角”和“外在视角”都是平等的、有同等价值的视角,谁都有自己的长处,也有自己的局限所在,重要的是,以不亢不卑的心态,阅读和吸取国外同行优秀的汉学研究成果。

许纪霖:中国学者并不比外国学者更了解中国历

本文来源: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13年2月1日第9版,作者:许纪霖,原题:《史学研究不过是“瞎子摸象”》

美国的汉学研究,一直在国际汉学界执掌牛耳,不仅汉学家人数众多,而且每年多有力作问世。我国出版界,自1980年代打开国门之后,亦有译介。然而,这类海外精品的翻译,多以专著为主,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》。事实上,国外学者做研究,有时候论文比著作更精华,更重要,更有突破力度。相对而言,美国汉学界论文性的研究成果,出版界的译介就要单薄得多,我作为在大学一线教学的中国研究者,常常有遗珠之感。

好在这一多年的遗憾,为热心的华东师大校友、在美国任教的姚平教授所弥补了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姚平与她的导师、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伊佩霞(Patricia Ebrey)联合主编的《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》,整套论文集分为上古史、中古史、思想文化史、宗教史和妇女史5个分卷,其中颇多我寻觅已久的名家名篇。各分卷由该研究领域的在美学者负责编选翻译,还遵循美国专题论文集出版的惯例,由主编执笔撰写各卷前言,详尽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概貌以及各篇的旨要所在,工作颇为地道、靠谱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汉学研究译介,对于国内的史学研究转型,可谓有革命性的外推之功,自不必赘言。不过,我亦注意到,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域外研究的态度,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从1980年代的唯洋是从,中经1990年代的过渡,到21世纪初,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所谓“西学原罪论”是也。经常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,在学术会议或课堂讨论上斥责对手时,拿出如此的杀手锏:“你这个是洋人的看法,是西方中心论!”对手遭此一击,多面色尴尬,只有被动辩解之份,再无还手之力。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西学,曾几何时在中国蜕变成毋庸置疑的“原罪”?而批评者无须理由与论证,便占据了“学术正确”和“政治正确”的道德高地?

无论唯洋人是从,还是“西学原罪论”,看起来彼此对立,实际上是一个分币的两面:缺乏真正的学术自信,过分的学术自卑导致变态的学术自大。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研究,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,最了解、最懂得中国历史,而外人,无论是东洋学者,还是西洋专家,皆是门外之谈,是有偏见的“外部人视角”。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和学术上的“不差钱”,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。

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,难道真的有所谓“本真性”吗?本土学者必定比域外洋人更能窥见“本真性”所在?这当然是一个有关史学观念的后设性问题,在我看来,不管是“内在视角”,还是“外在视角”,所有对历史的研究统统是“瞎子摸象”,每个人所摸到的只不过是大象的一个部分,区别仅仅在于鼻子、大腿和尾巴而已。抱住大腿的便声称发现了大象的“本真性”,由此而看不起别的摸象者,从明眼人(上帝的视角)来看,只不过是一个无知者的虚妄。约翰·密尔认为,真理不是哪个人可以垄断,真理是多元的,存在于各种相互有差异乃至对立的意见之中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研究的“内在视角”和“外在视角”都是平等的、有同等价值的视角,谁都有自己的长处,也有自己的局限所在,重要的是,以不亢不卑的心态,阅读和吸取国外同行优秀的汉学研究成果。

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和交流心得,国外同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,值得中国学者吸取的长处,至少有二。其一,是重视和尊重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。中国的史学界流行的是所谓的一手资料和“原创性”,研究什么问题,似乎都是开天辟地,前无古人,引证多注重一手的原始资料,对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往往不屑一顾,少有对话和交流。而美国学者的研究习惯,非常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,有引用性借鉴,也有批评性回应,在与同行的广泛对话之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结论。该书主编伊佩霞在总序里特别指出,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之中,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,听取同行批评之后认真修改,最后收入专题性的会议论文集公开发表。因此,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虽然风格各异,却通过体制化的相互批评和对话,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学术共同体。相形之下,本土的中国研究学界,至今仍然是一盘散沙,只见山头,不见共同体。要么是误读性的相互攻讦,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。轻视同行劳动的成果,所导致的结果乃是大量低效率、重复性的研究再三出现,你去查查每年的专业杂志目录,可以发现类似的垃圾比比皆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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